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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经济条件下，跨境资本流动对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具有重要影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跨境资本流动的速度、方向、构成与主体均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呈现全球跨境资本流动增速下滑、证券组合投资流动占比提升、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跨境资金中介作用提升等特征。后疫情时代，全球加息潮与本国金融市场发展分别从拉动与推动层面进一步导致跨境资本短期流出与长期流入新兴经济体。在此期间，跨境资本流动在拓宽新兴市场国家资金来源与投资结构，提升其金融体系运行效率的同时，也增加了各国对外部金融环境变动的风险敞口，表现为证券组合投资占比提升引发的资本异常波动频率增加与非银行金融部门贷款的顺周期性促使金融脆弱性提升。未来，应增强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监管、优化非金融企业的融资环境、加深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推进中国金融双向开放的步伐并提升汇率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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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一体化使各国金融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其在提高国际金融市场运转效率的同时，也加快了金融风险在各国间的传递。金融中介作为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参与主体，其业务经营十分容易受到全球金融周期的冲击，且金融中介的顺周期行为也会加剧全球金融周期的波动，是系统性风险传染的重要载体。基于此，本文重点探讨了全球金融周期下的金融中介监管问题，归纳出全球金融周期下金融中介监管面临的新现象，并提出中心国家货币政策冲击、极端跨境资本流动、非理性繁荣引致的资产价格泡沫以及金融中介顺周期行为四个放大国际金融市场脆弱性的因素。最后，从逆周期调节、资本管制、宏微观审慎协调以及国际政策合作四个方面搭建了全球金融周期下的金融中介监管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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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本文以“一带一路”为背景，选取沿线53个国家2009—2021年的年度数据，实证分析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OFDI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表明：人民币国际化显著促进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分组回归的结果显示该赋能作用在发展中国家和“一带”沿线国家中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证明：汇率稳定度和资本账户开放度在人民币国际化赋能中国OFDI的过程中发挥的调节作用显著。鉴于此，本文建议继续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并依托“一带一路”倡议，不断优化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布局，同时动态协调汇率市场化、资本账户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实现中国OFDI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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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收益债券市场的发展有利于推动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以及满足投融资端多层次需求。本文基于国际高收益债市场的发展历史与经验教训，对比国际市场与我国高收益债券市场在发行人、投资者以及监管制度等方面的差异，借鉴境外债券市场发展经验，提出建设和规范我国高收益债券市场的建议，包括建立有区分度的信用评级体系、规范发行人准入和尽调审核机制、推动合资格投资者积极参与、完善投资交易制度、切实保护投资者权益等举措。在此基础上，建议结合我国实际完善高收益债券市场的基础设施和生态圈，提升金融供给适配性，积极打造全新的中国债市“科创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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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债券市场信用风险释放逐步进入常态化阶段，违约及回收处置案例逐步积累，信用风险定价也从应原先关注违约率逐步拓展到以违约率与回收率为核心的全面信用风险定价机制，尤其是对于违约风险较高的投机级债券，回收价值成为高收益债投资的重要定价矛。从国际经验看，历经多年的违约数据积累及丰富的违约债处置经验，国际三大评级机构均已建立了以回收率评级为核心的高收益债定价机制。本文介绍了国际评级机构对违约回收率的定义及境外债券市场违约回收率情况，在此基础上，比较分析了三大评级机构基于违约回收率形成的高收益债定价模型及回收率评级方法，通过探讨国际经验的本土化运用，最后对于完善我国高收益债定价及回收率评级模型设计提出若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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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碳”战略的制定引发了社会的系统性变革，然而这一系列变革，离不开金融的支持，金融支持已经成为“双碳”发展的重要引擎。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坚持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全面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化解经济金融风险”。在此背景下，防范化解“双碳”战略引发的金融风险，既要着力于金融机构自身业务风险，更要关注伴随企业绿色发展而产生的次生金融风险。由此，本研究聚焦于“双碳”目标下的次生金融风险，对其特征及诱因进行分析，剖析金融风险的形成机理，探究风险的衡量方式和传导路径，从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多角度出发提出风险化解策略，为“双碳”战略的顺利实施建言献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