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工作是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着力点，也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科创债是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工作的重要工具。本文梳理了科创债的发展现状，对科创债发债中遇到的瓶颈进行了分析，建议以混合科创票据为抓手，通过灵活的条款设计（如收益分成、转股联动）、优化私募发行机制、培育高收益债券市场、标准化转股流程及应用区块链技术提升透明度等措施，增强股债混合产品对发行人和投资人的吸引力，从而促使科创债更好地发挥科创债服务科技创新能力。

金融自律组织作为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其推行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在缓解司法压力、提高纠纷化解效率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成熟金融市场通常以差异化ADR安排应对不同类型的纠纷，并通过上位制度授权强化金融自律组织ADR的正当性依据。更为重要的是，金融自律组织ADR反映出金融自律管理与替代性纠纷解决存在明显的双向互动现象。进一步考察理论，金融自律组织ADR面临的公权不可处分和利益冲突问题都不足以成为金融自律组织实施ADR的限制性因素。目前国内金融自律组织的ADR机制主要应用于调解领域，尚未与自律管理职责充分结合。按照金融自律管理与替代性纠纷解决功能耦合与制度融合的进路，长期或可从优化调解机制、构建自律和解制度、研究探索仲裁机制三条路径上加以探索。

金融科技与绿色金融融合发展是当前绿色金融改革创新的主要趋势。从理论上看，金融科技可以缓解绿色金融发展面临的标准识别难、信息不对称、监管效率低等痛点。金融科技如何助推我国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当前仍缺乏量化研究。因此，本文根据经验数据和问卷调查，通过构建七省（区）十地2012—2021年的金融科技应用指数和绿色金融发展指数，运用面板固定效应、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广义矩估计和双重差分法模型，从金融科技平台建设和使用两个维度，实证分析了金融科技赋能绿色金融改革创新的支持效应。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对绿色金融改革存在正向促进效应，且显著提升了我国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但对不同地区的影响效应存在异质性。通过加强绿色金融能力建设，提升绿色金融系统与商业银行现有业务系统的耦合度，可增强金融科技对绿色金融的促进作用。

近年来，在我国经济绿色转型的大背景下，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其中，民营企业作为我国经济支柱之一，其环保行为更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本文以2010—2022年我国A股上市民营企业为样本，通过实证分析探究“逆向混改”对民营企业环保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逆向混改”可以显著减少民营企业的环保违规行为。机制检验发现：国有资本参股通过改善公司治理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来提升企业的环保表现。在进一步分析中，也发现“逆向混改”对民营企业的环保表现有综合影响，可以显著提高企业的环境评分。本文丰富了关于国有资本如何发挥公司治理作用的研究，并为企业与政府在“逆向混改”和环境保护两方面提供了相关参考。

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没有带来先前一些人士预期的“一鲸落而万物生”，反而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严峻挑战。房地产金融化被认为是诸多经济社会问题的肇因之一。金融地产成为美国经济中的第一大行业，对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产生了深远影响。房地产是美国金融危机的重要源头之一。本文通过对美国房地产金融发展模式的历史比较，以期为中国打造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和探索金融高质量发展路径提供参考。从美国的经验教训看，房地产金融化有其现实逻辑和发展规律。展望未来，房地产金融将迎来规模缩量，但房地产市场的金融需求将长期存在。房地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利弊相生，不能一概而论。与美国不同，中国房地产金融风险成因相异且基本可控，但其外溢影响不容忽视，美国应对风险的部分经验值得借鉴。

历史经验表明，每一轮批发支付的创新，均是金融市场结构调整、技术进步与政策需求交汇的结果。批发支付通过财政货币的协调、央行-银行间的信用机制以及为零售支付提供基础设施，保证法定货币单一性。在全球数字货币浪潮兴起的背景下，批发支付体系正面临新一轮变革，中国应当借鉴历史经验，加快批发支付创新步伐，以提升金融基础设施数字化水平，增强人民币国际支付能力，并助力实现金融强国战略目标。

本文聚焦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趋势，通过测算1979—2023年的潜在经济增速，并预测2026—2035年的发展态势，揭示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路径。研究表明，尽管潜在增速逐步放缓，但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内需优化的推动下，中国经济展现出较强韧性。未来，人口老龄化、资本积累放缓和外部不确定性等因素将带来挑战，但通过创新驱动、结构转型和政策协同，可有效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强经济可持续性。本文强调，优化要素配置、深化关键领域改革以及强化国际合作，将为中国实现高质量经济增长提供坚实支撑。

2025年年初以来，黄金高位盘整后再度突破前高。本轮行情主要催化因素包括美国贸易关税、央行购金恢复、有关配置及投机需求高涨等。在黄金行情空前瞩目之际，有鉴于黄金在国家主权储备、金融机构和家庭资产配置中益发重要的地位，本文梳理了基于“三重属性”的黄金分析框架，总结了本轮历史新高行情的主要催化因素，从市场参与者的角度重点分析了央行购金动因和机构投资者策略行为，经过对长、短周期的综合研判，展望了2025年黄金市场行情，以期为资产配置决策者提供有益借鉴。

银行业是金融业的核心，研究其系统性风险传染性对维护金融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剖析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内涵与特征的基础上，运用SIRS模型来分析银行业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传染效应，分析初始高风险机构数量和风险处置时间对风险最终严重程度的影响，以探讨风险早发现与早处置对银行系统性风险传染的影响，并从防范风险传染、维护金融稳定的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

本文探讨了支票及其账户体系的发展历程，分析其从去中心化到中心化的演变轨迹及其对现代支付体系的启示。支票作为一种兼具“类现金”与“账户”属性的支付工具，其发展过程反映了支付行为中心化程度的逐步增强。从早期第三方介入支付，到集中增信与全国统一清算平台的形成，支票的支付效率与信任机制不断优化。同时，支票与支票账户的关联与区别也为理解数字货币的“代币”与“账户”属性提供了借鉴。此外，本文通过对比历史上的私人货币与现代稳定币，揭示了私人货币面临的信用风险、与主权货币的矛盾以及技术安全性挑战，强调历史逻辑对理解加密资产未来发展的关键作用。

高质量发展不仅是提升国家经济竞争力的核心目标，也是实现可持续增长和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本文从高质量发展的供给端出发，探讨全要素生产率（TFP）在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关键作用，重点分析其内生驱动因素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作用，并从宏观金融视角，探讨金融市场摩擦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尤其是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如何导致高效生产主体难以获得融资，进而影响经济的整体效率。本文通过分析金融市场摩擦背后的微观传导机制，为揭示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因素、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制定高质量发展动态路径提供理论参考。

本文通过回顾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市场的演变过程，探讨私募基金存续期和创新型企业成长周期之间的关系，发现我国基金存续期存在难以匹配种子期和起步期创新企业、难以匹配周期较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存续期偏短导致投后管理缺乏、对创新型企业支持作用偏弱等问题，主要原因在于长期资本缺乏导致存续期偏短、多样化资本退出渠道仍需畅通、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不够完善和私募基金业法律制度尚不健全。最后，为完善中国私募基金市场、更好匹配创新企业需求，本文提出更好吸引中长期资本进入、多元化畅通资本退出渠道、优化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等建议。

内生驱动、协同创新和基础坚实是中国式科技创新的时代特征。各类主体在战略引领和政策引导下，基于坚实的物质与人才基础并通过协调创新，可降低个体层面的创新风险。债券市场赋能科技创新应结合创新主体的基本信用与价值特征，注重与长期资本的协同，进行债务融资产品的设计；拓展项目债券发债主体范围，全域赋能科技创新事业。信用评级机构应在构建科创型企业信用评级技术标准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项目债券评级思路并不断优化、完善评级技术标准，更好地服务各类科技创新主体债券市场融资。建议建立以债券违约损失率为核心的评级质量综合评价机制，引导市场参与各方重视债券及募投项目的分析与评估。

生成式人工智能（GenAI）正迅速与各行业相结合，推动生产力变革性提升。通过GenAI，场外（OTC）衍生品的参与机构可在日益复杂的市场中挖掘效率、创新和合规方面的新机遇。GenAI在辅助衍生品协议高效创建、提取衍生品交易合约摘要、总结各司法辖区法规、检查交易文件、编码应用程序、分析交易数据、支持保证金及抵押品管理等运营、创建模型测试合成数据等方面有广阔的应用场景。GenAI 的应用也面临数据泄露、模型偏见、模型失效等带来的挑战和声誉、合规、法律等风险。为此，建议市场机构采取措施来应对这些挑战和风险，具体包括建立针对自身或第三方供应商GenAI 应用的全面治理框架、确保只有公司的最终决策负责人同意才能采用AI 生成的重大建议或陈述、制定全面的网络和数据安全政策避免网络攻击和恶意使用GenAI，以及制定模型风险缓解政策确保模型符合预期结果并可快速纠偏等。

代币化是数字金融领域的一个前沿问题和方兴未艾趋势，在学术、商业和政策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意义。本文提出评估代币化可行性和必要性的3 个维度——能否、为何以及如何代币化，同时评估不同资产类型与代币化的适配程度的5 个维度——存在形态、产权确认方式、持有方式、交易和清结算方式以及监管要求，再按照代币化评估框架分析了主要资产类型的代币化前景，包括货币的代币化、证券的代币化、基金和投资产品的代币化以及真实世界资产的代币化，并提出政策建议。

上市公司股权质押是一种常见的融资方式，其风险较难控制，许多金融机构深受其害，然而相关风险预警的研究文献很少。本文以2017—2022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司法冻结事件作为违约样本，运用判别分析、Logistic回归、BP神经网络、卷积神经网络、决策树、随机森林、AdaBoost、XGBoost、LightGBM、CatBoost等方法构建风险预警模型，发现集成学习方法在风险预警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其中XGBoost正确率最高，达到91%。尽管机器学习取得了较好的风险预警效果，但是仍存在局限性，在业务实践中还需要与人工介入相结合，金融机构才可以实现良好的经济效益。

本文以36家上市银行为样本，选取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设立及包商银行被监管部门接管、包商银行进入破产程序和存款保险参保金融机构统一使用存款保险标识三个代表性事件，以银行股票收益率衡量社会公众对银行的信心，运用事件研究法分析相关事件对公众信心的超短期影响；并基于32家上市银行2010—2023年的面板数据，以银行存款余额衡量存款人对银行体系的信心，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存款保险制度对公众信心的长期影响。从短期来看，银行破产事件会对公众的市场信心产生短暂负向冲击，但在此类事件中，存款保险制度会提升小型银行的信用度，从而稳定公众对小型银行安全的预期。从长期来看，存款保险制度的实施会促进商业银行存款业务的开展，尤其是对于个人存款业务的增加效果显著，证明存款保险制度的金融稳定效应和存款人保护的作用有助于提升社会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最后，文章建议进一步从风险预警、早期纠正、危机处理和市场退出等基础性安排上完善存款保险制度，并持续系统开展存款保险公众认知宣教活动，以更好地引导公众预期，增强社会公众对存款保险制度和银行体系的信心。

全球气候变化加剧，传统高碳经济模式已无法满足可持续发展需求。鉴于此，中国提出双碳目标，倡导形成多层次绿色金融市场体系。但目前绿色融资机制仍存在制度性短板，需要构建中国模式的碳中和结构性货币政策。目前全球各国正分阶段统筹推进货币政策转型，具有梯度化特征。其中，我国处于领先位置。各国的转型重点是衔接各类货币政策工具；提升政策工具的标准化程度；推动全球货币政策合作。建议我国建立与碳交易市场挂钩的货币政策工具；完善政策工具传导机制；加强绿色货币政策工具与其他政策工具的衔接；完善货币政策风险管理体系。

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已建立初具规模的做市商体系，在提供市场流动性、平抑市场波动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不过，现行做市商制度与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制度相对分离，不利于做市功能有效发挥，尤其在债券市场大幅波动时缺乏快速稳定市场预期、阻断负向循环的工具。近期，人民银行提出鼓励做市商与一级交易商联动，并在二级市场与相关机构开展国债买卖操作。建议以此为基础，建立资格关联、权责匹配、考核引领、资源支持的“两商”联动机制，使做市商与一级交易商职能有机融合。可通过与其开展常态化债券买卖操作，提升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有效完善做市商机制，使其成为稳定金融市场的重要工具。

刺激政策的评价应放到特定的宏观环境中来进行。同样的刺激政策，在不同宏观环境中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因此，该不该做政策刺激，需要视宏观经济环境而定，不能一概而论。刺激政策的真正约束在宏观经济的供给能力，应以反映供给约束是否收紧的通胀和国际收支为目标，在通胀低于目标值，国际收支顺差的时候刺激需求；而在通胀高于目标值，国际收支逆差时退出。刺激经济不是“饮鸩止渴”，而是经济结构失衡前提下稳定经济的必要之策。刺激政策只是政府视情况灵活使用的调控宏观经济的技术性手段，不能与我国长期要坚持的大政方针对立起来，人为地加大政府调控经济运行的难度。

科技金融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五篇大文章”之首，是加快金融强国建设、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本文从全生命周期视角分析不同成长阶段科创企业融资特点与难点，探讨每一阶段可行的债券融资支持模式，并结合美国、德国与中国的实践，对债券市场如何加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提出相关对策建议。研究对推动债券市场创新发展，扎实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前我国物价呈现低通胀走势，结构性特征尤为突出，影响上市公司业绩表现和资本市场运行质效。与传统产能关联度较高的建材、化工等行业，价格跌幅较大，相关企业盈利走弱；与基本民生直接相关以及部分体现新质生产力的行业，价格水平相对稳定，有利于带动相关企业营收增长。预计2025 年低通胀的结构性特征仍将延续，或将导致上市公司业绩分化，引起投资者预期改变，加大资产估值提升压力，对此提出相关对策思考。

是否被非居民广泛使用是判定强大的国际货币的核心指标。非居民之间形成的离岸市场，是货币国际使用最为鲜活的市场。文章从市场深度的定义出发，采用3 个维度和6 个指标衡量了五大国际货币的离岸市场深度，并着重比较了日元和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历程。研究发现，人民币离岸市场已初具规模，有突出表现的是外汇市场，外汇市场的产品多样性、地域多样性和价格流动性均可与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相媲美。然而，人民币离岸市场仍存在利率波动大、离岸债券和离岸银行发展滞后的短板，说明目前人民币尚未真正实现国际广泛使用和长期留存。日元的经验表明，推动本币离岸市场发展必须以长期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为基础，而这依赖于宏观政策的有效统筹和实施。未来，在保持国内经济金融稳定发展的前提下，建议以中国国债为突破口，重点发展离岸债券市场，鼓励人民币清算行为当地主体提供人民币投融资金融服务，完善离岸人民币流动性供给机制，进而推动人民币成为真正强大的国际货币。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做好科技金融有其内在必要性和必然性，具体表现在创新效应、市场效应、细分效应均在扩大。科技金融当前存在的一些问题，体现在制度层面和实践层面脱节、信贷体系转型慢于市场转型、总量大和部分领域存在结构性失衡等。下一步，发展科技金融，建议通过组织和生态建设提升科技金融探索的专业水平、建立适配商业银行科技金融的政策、管理和风控体系，并加快资本市场、知识产权和技术合同市场和数据平台建设。

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是提升社保制度可持续性的一项重要举措。截至2023 年，中央层面已划转国资1.68 万亿元以充实社保基金。2024 年国家出台《划转充实社保基金国有股权及现金收益运作管理暂行办法》，指出下一阶段工作的关键问题包括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如何管理好划转的国有资本，保障划转后国有资本的利益归属，构建划转后国有资本的监管、运营以及治理体系，对划转股权的国有企业和承接股权的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进行有效约束和激励等。为此，应在构建完善的社保基金投资运营法律体系，打造股权管理、资产管理和资本运营三个环节的完整链条的基础上，明确划转充实后国有资本运营的监管机构设置，创设划转充实后多部门协同监管与异议补偿机制。同时，还应优化理事会的责任承担机制，确保划转充实后的国有资本运营合乎规范，以期实现国有资本和社保基金的可持续发展。

“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金融对发展新质生产力有着重要的支持作用。与此同时，新质生产力的特征对金融体系提出了四方面新的要求：一是新质生产力的特点是创新，中小科创企业主导创新的客观现实要求金融服务介入的时点更早；二是新质生产力由技术群体性突破而催生，以融合发展的产业体系为实现载体，多样化技术和产业发展趋势要求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方式更多元；三是新质生产力“新”在数据要素重构生产函数并极大地丰富了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要求金融业提高数字化程度与之适配；四是新质生产力发展将引发生产要素配置方式的调整，这要求资本市场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化。但是，目前金融体系在融资结构、服务能力、产品供给和体制机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影响了金融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力度和深度。对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一是进一步增强资本市场长期吸引力，切实提高直接融资比例；二是以复合人才队伍建设、估值体系优化等为基石，提高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综合服务水平；三是以丰富金融产品为抓手，提高金融服务科技创新的普惠性和精准度；四是以畅通创投退出渠道、扩大长期资金来源为主攻方向，优化创业投资发展的制度环境。

商业银行金融科技水平的勃兴为绿色信贷发展注入了新活力。本文利用2011—2023 年36 家上市商业银行数据，采用文本挖掘法生成金融科技指数，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 商业银行金融科技水平提高，提升了商业银行绿色贷款规模，促进了绿色金融发展。商业银行通过金融科技水平提升去加强信息披露，降低绿色信贷经营风险。同时，通过强化金融科技水平提升资产管理效率，将更多资金投放于绿色信贷。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应推动金融科技水平发展，提升绿色信贷规模，助力经济低碳绿色发展，更好发挥绿色信贷在环境规制经济中的“信号弹”作用。

2024 年3 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正式出台气候信息披露拟议监管标准，要求上市公司披露气候相关风险的管理、温室气体排放指标及转型计划等内容。由于该标准是美国本土首个大范围使用的气候相关信息披露标准，并可能影响超过5 300 家美国上市公司，在公司治理、合规和信息处理等方面增加新的成本，该标准在前期征求意见阶段引发广泛争议，其中法律方面的争议集中在SEC 是否有权要求气候信息披露，其实质是“主要问题原则”和“雪佛龙原则”之间的争论。本文主要讨论了这两个原则对SEC 气候信息披露监管法理基础的影响。总体来看，目前各国在积极探索气候信息披露标准，建议企业应顺势而为，主动提前了解并遵循相关标准，确保合规，同时为应对气候风险进行长期规划。

净息差是衡量商业银行经营效益的关键指标之一，反映了银行通过资产负债业务获取利润的能力。当前，受宏观经济波动、政策环境、市场竞争、利率定价等多方面因素影响，银行业净息差呈下行趋势，利息收入业务对银行利润增长的贡献有限，银行在经营中面临压力和挑战。本文基于已上市的19家系统重要性银行2023—2024年季度数据，通过因素分析法，分析系统性银行经营情况（收入支出结构）、净息差变化情况及成因，并结合国内外研究成果提出银行业转型经营发展的建议。

本文对13家位于上海、北京、武汉、杭州等地的银行、券商、私募基金进行深入调研，主要有以下研究发现：一是银行、券商在信用债领域的做市意愿及能力相对不足，功能发挥有限，参与科创类债券市场投资的意愿也较低；二是国有大行囿于业务定位及风控、奖罚机制等因素限制，在信用债交易领域参与度较低，券商参与信用债二级交易的意愿相对较高，但主要集中在高资质的债券交易，对中低评级债券的参与意愿低、参与难度高；三是私募基金参与债券交易的需求较高，参与中低资质债券的发行和交易活动有较高的意愿，但面临诸多准入和交易限制，衍生了不必要的通道费用，提升了监管成本。本文提出推动银行间市场建立差异化交易平台，提供差异化交易服务；适时适度调整银行、券商等主流机构投资者以及私募基金的激励机制、监管要求；推进承销做市一体化，引入区域特色金融机构作为做市商；开发EIF基金指数投资等风险分散策略工具等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净出口是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重要一环，不过对GDP增长的贡献波动较大。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后，中美双边贸易份额明显下滑，产业链一度出现从中国向其他出口国转移的现象。但中美需求并未真正脱钩，新冠疫情后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在出口领域的竞争有望进入一个新的平衡。2024年一季度以来，全球PMI共振或许意味着全球产业链进入新平衡。我们对2024年中国出口进行测算，从总量视角和分项驱动视角出发，在中性条件下测算出我国2024年出口增速或在1.5%~2%，对我国2024年GDP增长贡献率或在1%附近，拉动作用有限。考虑到消费、投资等其他宏观因素的影响，对经济总量的影响或有限。

近些年来受制于全球经济整体增长乏力等因素影响，国内经济增速有所放缓，市场利率逐步下行。本文认为，利率长期下行是经济周期、金融周期、人口周期、技术周期在金融市场的表现，对寿险公司形成现金流风险、利差损风险甚至颠覆现有经营模式，危及公司经营稳定。研究国外寿险业应对利率下行风险的经验发现，各公司多采取加强资产负债匹配、加快产品服务升级、构建多元盈利模式、推动战略转型等方式应对挑战。国内寿险机构应转变发展理念，构建更加均衡的利源分析模式；加快产品升级，打造“保障产品服务化、理财产品养老金化”的微笑曲线；加强产销适配，构建低成本、广覆盖、高效率的轻型销售渠道；加强资产负债管理，围绕期限、收益、风险构建更为完善的资产负债管理体系。

科技金融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本文从科技金融概念入手，回顾了国内科技金融发展历程。对于目前科创金融的难点与痛点，提出打造科创友好型资本市场体系、完善知识产权市场、打通“产学研”、强化投贷联动的应对之策。在此基础上，聚焦债券市场在科技金融中的作用，建议从发行、交易、存续管理、风险处置等方面结合科创企业无形资产占比高、经营不确定性强等特点进行针对性设计，打造债市“科创板”。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健全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体制机制，拓宽多元化投融资渠道。研究发现，新机制下特许经营模式与专项债在项目属性、资金平衡等方面具备内在一致性。在现行政策框架下，国有独资主体作为特许经营项目法人申请专项债资金更为可行，专项债可通过投资补助或资本金注入方式，适用于符合条件的交通、水利、能源等领域项目；非国有独资主体作为特许经营项目法人申请专项债资金仍面临较多困难，主要表现在资产管理难度高、偿还职责不清晰等方面。实操层面，特许经营项目发行专项债需在项目谋划及资金申报层面提前做统一部署，建议进一步完善制度体系、探索非国有独资企业等资金申报主体的政策创新、明确政企专项债受偿责任、加强政府和社会资本方的协同管理等。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日益凸显，绿色金融已经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相继推出多种类型的绿色金融政策。系统梳理全球绿色金融政策的类型，分析内在经济学逻辑，并对比中外政策差异，不仅有助于吸收全球有益经验，完善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战略，更是讲好中国故事、中国理论的重要基础。本文通过大量的资料查询，结合文献与各国官方信息和法律平台，整理全球20 个主要国家、187 条绿色金融政策的一手资料，并进行汇总分析。根据政策发挥作用的经济学逻辑，将其划分为五大核心板块：绿色金融分类标准、绿色信息披露政策、绿色中央银行政策、碳市场政策以及行业自律与绿色金融机构。在对比分析各板块政策的基础上，针对中国绿色金融的未来发展，提出一系列可行性建议。

本文选取中证1000股指期货与现货的5分钟高频数据，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视角、统计显著性和经济显著性两个方面，采用长期弱外生检验、永久短暂模型和信息份额模型等方法全面评估了中证1000股指期货的价格发现能力。并且，通过与上证50、沪深300、中证500三个品种进行比较分析，更加精准地揭示中证1000股指期货的价格发现功能。研究结果表明：一是四个上市品种股指期货与现货之间存在稳定的协整关系。二是四个品种的股指期货均为弱外生变量，期货单向引导现货，其中，沪深300期货对现货引导能力最强，次之是中证1000、上证50，而中证500期货引导现货能力相对较弱。三是沪深300、中证500、中证1000三个品种的现货均不能单向引导期货，而上证50现货单向引导期货的比例约占30%。四是四个品种股指期货的价格发现贡献度均超过指数现货，表明我国股指期货在价格发现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且沪深300股指期货的价格发现贡献度最高，中证1000股指期货的价格发现能力与上证50和中证500股指期货相当。本文为市场参与者全面把握中证1000股指期货的价格发现功能提供了依据。

金融数据共享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力，对提升金融效率和优化资源配置具有重要作用。在推进金融数据共享过程中，传统监管适应性挑战、“知情同意规则”异化、数据泄漏风险及主体责任划定不清等问题日益凸显。现有的国际实践中，各国通过实施有效监管、差异化适用“知情同意规则”、充分利用数据中介制度及明确各方主体责任划定等举措，为金融数据共享提供法治保障。未来，应从加强监管协调性与适应性、构建多元授权标准、推动数据中介制度规范发展、厘清数据安全责任边界等方面，构建可信金融数据共享框架，推动金融市场效率提升，并实现金融创新发展。